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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区经济发展与托茂人的文化适应研究》项目最终成果简介
发表时间:2014-11-07             【稿件来源】:
  

《牧区经济发展与托茂人的文化适应研究》项目最终成果简介

  课题主持人:杨德亮

  工作单位:北方民族大学

  项目批准号:07CMZ013

  项目名称:牧区经济发展与托茂人的文化适应研究

  成果名称:牧区经济发展与托茂人的文化适应研究

  最终成果形式:专著

  课题组主要成员:马伟华  韦仁忠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经济学观察之外,有没有其他路径?我们应如何评估民族地区农牧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就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应采取怎样的政策呢?我们提倡从文化的视角予以全新的考量。民族经济作为民族文化整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因素,并不游离民族文化而独立存在,从文化的角度透视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农牧民的社会文化适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往往注重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们所关注的大多限于资金、技术、资源等经济开发的具体问题,很少涉及到具体民族及民族地区的人文环境,其结果往往导致经济开发与经济发展主体的阻隔和背离。由此也使得,以往关于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经济和生计方式的政策和学术关注,一般注重其社会性,而忽略了文化属性,为经济(研究)而经济(调查)。站在历史的坐标上,用文化的观点对经济行为进行判断分析,可认识民族经济的本质意义。

  我们预期的学术价值是,以青海牧区和在其中从事于畜牧业生产生活的托茂人为论述重点,希冀给边缘族群和文化弱势群体以更多的人文关怀;为那些经济发展比较滞后、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及边缘群体所面临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提供不同以往的理论总结和新鲜的个案分析;对相关部门和机构制定文化经济制度和实施发展决策提出相应的理论建议。

  二、主要内容和主要观点

  我们到底要研究什么?毋庸讳言,牧区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及其出路、托茂人的经济和文化。具体而言,我们要研究托茂人社会历史中的文化适应、牧区经济发展中的文化适应以及文化适应在其中的作用。关注托茂人经济发展中的文化适应,就是要去理解边缘的弱势群体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接受或拒绝现存的经济秩序。就是要认知牧区的不同文化群体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参与条件、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及其困难和走向。

  在此思路下,我们的研究考察了托茂人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时期所处的外部环境及其外部环境对他们生存、发展的影响。通过对托茂人生产生活方式、衣食住行、文化仪式、宗教信仰、族群认同以及经济现状进行了调查描述,分析了其文化和经济的联系、社会和经济的困境和出路,进而探讨了文化适应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追求经济发展,是牧区民众所面临的重要时代主题,经济发展也是牧区人民孜孜以求的内在诉求。我国是世界上畜牧业产生和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当心仍拥有各类天然草原约60亿亩,约占国土面积的41.7%,居世界第二位。同时,我国的牧区主要位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边疆地区,从事畜牧业生产的牧业人口,90%以上都是少数民族。牧区的稳定和发展事关大局。牧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牧区经济发展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牧区经济发展,尤其是牧区畜牧业的发展,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丰富城乡“菜篮子”,解决“三农、三牧”难题有着重要意义。草原牧区畜牧业的最大特色就是畜产品的绿色与安全,随着人们对规模化养殖畜产品的安全性问题越来越关心,来自纯天然无污染环境的绿色食品必将成为今后畜产品消费主流,绿色草原畜牧业是实现我国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实事求是地说,新中国成立前,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包括托茂人在内的所有牧民的畜牧业生产,虽然适应了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但其方式的原始和简单也是显而易见的。传统的草原畜牧业,在封闭的自然经济体系中,以天然草场为基础向人类提供了最基本的衣食来源,牧民世世代代逐水草而居,每一户都必须从事放牧、挤奶、配种、接羔、剪毛等牧业生产的全过程,牲畜的繁殖和发展主要听从自然界的选择和淘汰,牧民的主要生活来源是畜产品,他们用牲畜皮革做衣服、用肉奶做食物,奶、肉、皮、毛等只能够满足牧人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20世纪80年代的牧区经济体制改革,使畜牧业生产发尘了天翻地覆的历史性变革。随着“牲畜作价归户,私有私养”以及“草场承包到户50年不变”等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草原无主、放牧无界、使用无偿、建设无责”的问题,而且使草场“大锅饭”成为一去不再复返的历史,草原畜牧业日益走上精耕细作的发展道路。调查中我们看到,家庭承包责任制后,牧民开始自主经营和管理牧场,对牧场的使用有了长远打算。他们自愿限制生育来控制人口规模,自觉地提高出栏率以控制牲畜数量,自觉地投资人力建设自己的草场,这些做法实际上在积极地调适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其结果是畜牧业的生产力因此得以解放。另外,随着科技兴牧的起步和发展,不少牧民不断学习和掌握科技养畜的知识,积极接受杂交新品种和畜疫防治新技术,致力于实现家畜良种化、畜群结构合理化和快速育肥周转,从而大大提高了家畜单位畜产品的产量,提高了牲畜总增率、出栏率、高品率。

  在牧区的经济获得了质的飞跃,社会发展也取得了翻天覆地的成就的同时,在此过程中也出现的一些不容回避问题,主要表现为:牧民在现代经济进城中出现一定的“不适”,进而引起的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牧民的文化不适主要表现为:牧区民众的经济生产在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共舞的同时,在文化心理上便经历着文化的重构、心理的失落、人格的冲突、感情的危机、生存的追求和价值的突变。牧区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当下牧区的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组织化程度较低,而单一的经济结构、较低的组织化程度都使得牧区民众不能成为市场经济中的现代经济主体,这也就使得广大牧民在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不能全面的享受现代市场分工所带来的好处,如此因果使得牧区民众边缘化、贫困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另外,青年一代厌牧弃牧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当下牧区的赌博也已蔚然成风。牧区的生态问题主要表现为:草场利用过度,致使草场退化,草原沙化;鼠害肆虐、雪灾、虫灾和瘟疫等其他草原自然灾害时常发生;高原冰川退缩、湿地湖泊萎缩等。

  三、对相关问题的总结